2018年6月27日晚七点，艺术与人文修养系列讲座第79讲在玉泉路校区阶一6教室开讲。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带领同学们探源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
梵蒂冈图书馆是手抄本最多的图书馆，因为16世纪后它的传教士遍布世界各地。传教士进入中国三次，分别在唐、元、明，但前两次都很短暂。明代之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中国相关文献记录有1200多部，但现在中国只能见到400多部，其余多已失传，只在梵蒂冈图书馆尚有馆藏。
梵蒂冈藏中文文献，缘起于清康熙24年（1685年）耶稣会士柏应理的捐赠，其后方济各会康和子又从中国带去了一批图书。此后直至道光9年(1829年) ，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文献才形成目前的规模。也就是说，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文献收藏，是清代中欧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事件。这批文献包括图书、手稿、抄本、图册等。就其内容的时间范围来看，涵盖晚明至清。就其内容的分类看，包括宗教、哲学、伦理学、社会学、辞典学、自然科学等，是研究中国晚明至清朝历史的珍贵资料。此阶段的中国史已不能仅仅局限在本土内研究，而应将其放在整个世界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中国历史研究才刚刚开始。
张老师介绍，研究梵蒂冈博物馆文献对于明清历史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帮助——有助于研究明清代政治史，雍正即位是清代政治史的大事，目前关于《康熙诏书》的中文文件只有四份，“西方传教士的文献，我们现在利用得还很不够”；有助于研究明清代经济史研究，传教士记录了日常生活的方式，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社会，在看似繁杂琐碎的各类传教士生活记录或账本中有着研究清代经济史的重要文献；有助于研究明清代文化史，以白晋读《易经》的资料为例，康熙曾专门安排文人帮助他研究《易经》，其研究《易经》中的数学的手稿至今并未见诸学术界，而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有2000页之多；有助于研究明清代科技史，多数人认为传教士只介绍了开普勒和第谷的天文，没有介绍哥白尼的学说，但传教士傅圣泽带回欧洲的手稿中有大量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助于研究明清代宗教史与社会史，传教士以传教为其职业，他们对自己所在教区的传教进展有着大量、详尽的记载，例如方济各来华传教土康和子在山东临清地区传教几十年，后经康熙批准返回欧洲，他带回梵蒂冈图书馆的临清地区传教的中文文献近4000页；有助于研究明清代语言学，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大约40至50部汉语与欧洲语言的双语词典和多语种混合词典，均未出版，总页数估计在1万至5万页左右，这是研究汉代语言学十分重要的原始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对中国语言学界，而且对欧洲语言学界都是极为难得的历史文献。
做研究，冯友兰先生说：“接着说。”接着说，就要知道前人说过什么。傅斯年先生提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做学问的共性，需要目录，通过回顾发现问题，并就问题展开研究工作，而且这个过程中需要强调原始文献。
在回答同学关于“世俗化”的问题时，张老师提出，我们民族的根本就是世俗化。“殷周之变，旧文化亡也，新文化生也。”周变先鬼后人为先人后鬼，敬德保民。周文王到孔子，从苍天到人生，提出未知生，焉知死。以儒家为代表的宗教还是很明显，但是却并不提倡以肉身承道。孔子没有任何神性，但是有宗教性。我们是世俗性为主、有宗教性的民族。人是有宗教需要的，宗教来源于人的悲剧，所以儒教包容了佛教与道教。我们会利用不同宗教解决人的不同需求，但不会成为主流。协调宗教和世俗化是很困难的，所以出现了尼采之问：上帝死了，人类怎么办？当今世界欧洲遇到的精神困苦比中国深得多，沙特在处理好世俗化和宗教中艰难前行。只有一个民族少年老成，那就是中国。（文/黄姹 图/黄姹 作者系记者团成员）
张西平教授为学生讲座
主讲人介绍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延伸阅读：
“艺术与人文修养系列讲座”创办于2014年9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为培育本科生人文素养、家国情怀而设置的公共必修课程，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文化三个专题。讲座邀请北京地区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艺术或人文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做主讲人，致力于国科大本科生艺术与人文修养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