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的审美,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说,古代音乐是河面上翻起的浪花,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河床。因此,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就必须将其嵌入文化背景中,做围观与宏观的探讨。”王军老师最后用这样一段话作为讲座的总结,并也将其精髓贯穿讲座始终。
2016年3月16日晚7点,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军教授做客国科大,为同学们进行了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特征及审美的讲座。王军老师以古代音乐发展为线,结合以变化的时代背景,讲解与音乐展示相结合,让同学们全方位的感受古代音乐的变迁,以及蕴含于其中的民族性格、文化特征。
根据王军老师的讲解,人们将古代音乐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远古萌芽时期,金石之乐时期,宫廷百戏歌舞与文士音乐并行时期,以及宋元开始的市民音乐时期。王军老师在讲座开始时强调,美学区别于哲学的关键,在于它更加注重美的主体的体现。古代音乐的发展史的探索,正是研究者们根据文献、出土乐器以及民间传唱等实体或口头音乐形式捉摸总结出来的。王军老师说,音乐不同于雕塑,不是留驻性的。古代音乐的发展变迁,以及其中的审美韵味,不仅留存于乐器文献当中,更是浸透于历史的方方面面。
舞阳骨笛中传达出远古时期对于鸟的崇拜,舞蹈彩纹陶盆的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原始的集体歌舞,这种宏大的审美正是民族审美的体现。金石之乐时期,编钟的“一钟两音”正侧相差三度的特点,表明战国时期中国已有了和声的基础,然而古代音乐并没有走上和声的道路,这里正是表现了一种线性的民族基因。唐代的唐大曲,结构可归为“散序——中序——破”,以及之前的和声大曲,结构“艳——曲——乱”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结构方面的认知逻辑,而这种逻辑也随着民族性格延续至今。南北朝时期,“艺术觉醒,人格觉悟”,顺应这样的历史潮流,各种体现文人感情的音乐应运而生。而宋元时期的时代大变革,又同时导致了古代音乐的变迁——由宫廷音乐到市民音乐的巨大转变。
讲座的最后,王军老师将古代音乐中体现出的鲜明的民族特点提炼为这样几点:中和,虚拟,线性的文化基因,以及渐变的文化心理。而中国人性格中的含蓄委婉,中庸大方,也随同中国古代音乐的深远旋律,流传千年。(文/卢美璇 来源:国科大记者团)
主讲人简介:
王军,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外音乐交流史的教学和研究。
发表的学术、评论、翻译文章有:《“吕氏春秋”的音乐史学价值研究》、《“管子”论乐的基础》、《享誉世界的中国古代杰出音乐家——朱载堉》、《坚持唯物史观 坚持反思的楷模------择评冯文慈对杨荫浏史稿的择评》、《欧洲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绪论》等数十篇。著作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字经)音乐·舞蹈篇》(1996年)、《明代音乐史》(合著2006年)、《大学音乐》(合著2009年)等多部。主编《冯文慈80华诞纪念文集》(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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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人文修养系列讲座”创办于2014年9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为培育本科生人文素养、家国情怀而设置的公共必修课程,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文化三个专题。讲座邀请北京地区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艺术或人文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做主讲人,致力于国科大本科生艺术与人文修养的提升。
王军老师讲解“鼍鼓”
同学现场提问